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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5
国道牙四公路(G232)是《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年-2030年》中普通国道网北南纵线中的一条国道。国道牙四公路(G232)大安市城区绕越段起点位于大安港西侧的大赉乡老坎子附近,与正在建设的国道牙四公路(G232)大安嫩江特大桥终点顺接,沿通让铁路南侧,经大赉乡前地局子村西侧,终点位于大安市西北侧的联合乡林业村附近,与现有国道珲阿公路(G302)相交叉。
本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结构,实现旅游车辆与过境交通之间的分流,改善现有道路的交通运输环境,同时可解决现有道路与嫩江特大桥之间交叉角度较小、转弯不便、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的现状,对加快嫩江湾旅游区建设,助力创建5A级嫩江湾旅游景区,带动区域旅游经济产业发展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本项目主线建设里程为4.762公里,设互通式立交1处,公铁分离立交2处,涵洞9处,平交7处,占用土地31.8187公顷,占地类型主要为旱田,其次为园田和其他用地。
本项目推荐采用设计速度为80km/h的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路基宽度为25.5米。
嫩江湾旅游区位于吉黑两省交界,以“千里嫩江第一湾”而闻名,是集湿地生态观光、捺钵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国家AAAA级景区,正在创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景区内辽皇观鱼台、华夷同风院、渔猎博物馆、契丹八角铜镜雕塑等人文景观与翠谷溪、玉龙湖、外滩天然湿地等自然景观和谐共舞,燕舞莺歌扬彩翅,草青水绿绘葱茏,吸引八方游客。
沙湾古镇的荷花真的很美。在沙湾古镇的西广场荷花塘内,满是粉嫩的花朵,有千瓣莲、积翠莲、碗莲等多个荷花品种,今年又现莲花奇观——并蒂莲,同时还有罕见的“同芯荷”。同芯荷花,品种名为“秋日红花”。“秋日红花”是“秋荷”系列品种之一。去古镇游玩的同时一定不能错过哦!
My hometown is in Nenjiang of Heilongjiang. There are many people in there. I love my hometown!
汉代的东北边疆民族中,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主要是东胡、鲜卑和乌桓。从自然地理环境上来看,这三个民族的居地西邻蒙古草原,东接东北平原,处于东北平原与蒙古草原的过渡地带。历史上,这三个民族都曾作为匈奴的近邻存在,东胡为匈奴所灭,鲜卑与乌桓都曾成为匈奴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以畜牧业为主、以狩猎业为补充的游牧经济成为了这三个民族最为主要的经济形式。
一、东胡族的物质文化
按《逸周书·王会解》:“东胡黄罴”,东胡族在成周之会上贡献了“黄罴”,这应该是一种类似于熊的动物,说明西周时东胡族的狩猎业应该已经比较发达,已经足以捕获类似熊的较为凶猛的野生动物。从考古发掘来看,较能体现东胡族社会发展水平的是位于辽西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
在很多夏家店上层文化遗迹之中,出土了很多动物骨骼。此外,位于大、小凌河及老哈河流域的很多汉代遗址中,也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类似动物骨骼。其中的牛、马、羊、猪、狗等是典型的畜牧动物,而如鸟类、鹿等则更可能是狩猎行为的产物。此种情况表明,畜牧与狩猎在东胡族的社会经济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
另外,在赤峰南山根遗址中发现了铜锄、铜钁;夏家店上层遗址中还发现了石刀、石臼等物,说明东胡族的社会发展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农业经济。东胡族的手工业应该也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各处遗址中,都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陶器。
器类主要有扁、献、鼎、罐、豆、盆、瓮、钵、碗等,说明东胡族的陶器制造已经较为多样化。但从出土情况来看,这些陶器普遍为夹砂陶,工艺较为粗糙,说明东胡族的制陶业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
但东胡族的“青铜器相当发达……既有一组显示其文化特征的大件容器,如南山根M101出土的环耳圜底鼎、犬形耳球腹鬲、马纹钮双联罐及豆形器等,又有种类繁多、颇具特点的青铜兵器,如各种形式的曲刃短剑、犬纹銎式戈、銎筩锥、双联剑鞘、柱脊柳叶形镞、三稜翼有铤镞、顶附方鼻的铜盔等。
而富有特色的马具、生产工具及装饰品。如鹿首或铃首镳、双螭形銮铃、两端附倒刺的马衔及凸面中央附鼻钮的‘镜形饰’;扇刃方銎斧、銎筩附加重冠的斧、镐,柄底边带齿的刀及一端作扁刃的四楞形锥;人面形、兽形铜牌、双尾形、连珠形铜扣等”。这充分说明东胡族的青铜制造业已经比较发达了。同时,在夏家店上层遗址中出土有陶制纺轮、骨针、骨梭等,这说明东胡族的纺织业也有了一定发展。
二、乌桓族的物质文化
按《后汉书·乌桓鲜卑传》可知,乌桓族与东胡一样,是游牧民族的一支,没有固定的居所,居地随水草而迁徙,畜牧业是他们最为重要的生产方式,同时以狩猎业为补充。
考古发现也可以为之佐证,如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乌桓古墓群中曾出土大量铁马衔及其他马上用具,许多饰牌都绘有双牛、双羊、双驼、犬马、犬鹿、鹰虎等图案,墓葬中还发现许多零散的马牙和牛牙。
这反映出乌桓人的经济生活主要是从事畜牧业和狩猎业,畜群中既有供日常使用的牛羊,也有供骑乘、战阵、交通用的马和骆驼,还有供捕捉飞禽走兽用的猎鹰和猎犬等。”
在从事游牧生产的同时,乌桓族还从事一定的农业生产。据《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记载,乌桓:“其土地宜穄及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穄子,至十月而熟。”王沈《魏书》云乌桓:“地宜青穄、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麹蘖。米常仰中国。”
东墙就是沙蓬,青穄就是糜子,都是比较原始的农业作物,而作为历史上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粮食作物——水稻,则严重依赖中原地区输入。由这些记载可知,乌桓族中存在一定的农业经济,但其发展水平较低,尚属于农业生产的初级阶段,规模应该也不大。
需要指出的是,当乌桓并入辽东属国之后,由于其已经进入了汉族聚居区,开始与汉族进行大规模的融合,汉文化理应对乌桓文化影响的更为深入。在这种情况下,武帝后的乌桓族农业,应该有了较大进步。
“乌桓人的手工业以铸铜和冶铁最为重要。后来还兴起了金银制造、陶器制造和纺织等手工业。”最能代表乌桓族手工业发展状况的遗址是辽宁西丰西岔沟古墓群,该古墓群出土了大量的铁剑、铁环首长刀及各种材料制作成的镞。其中铁剑共发现71柄,这些铁剑的型制并不相同,包括两大类,一类为木柄铁剑,一类为铜柄铁剑。
其中木柄铁剑基本与中原地区流行的铁剑制式相同,而铜柄铁剑则相当具有地方特色。“其中铜柄铁剑又包含两种形制:一种为柄首左右曲环,形似双鸟回首。另一种为柄首做柱状,穿连七、八个铜环,震之发响,风格别具。这种长剑是西岔沟遗存中富有特征的代表性器物。”
这些铁剑的发现充分说明乌桓族已经掌握了比较先进的铜、铁冶炼和制造技术,与“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的历史记载是相吻合的。又据《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记载,乌桓族的“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氀毼。”这说明乌桓族的纺织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另外,位于今嫩江流域黑龙江省泰来县平洋镇的,很可能代表着乌桓文化遗存的平洋古墓,就出土了大量带有红色彩绘的陶器。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红衣陶,虽然在工艺上尚处于落后阶段,但仍然可以说明乌桓族的陶器制造业也有了一定发展。
三、鲜卑族的物质文化
由《后汉书·乌桓鲜卑传》等文献可知,鲜卑与东胡、乌桓一样,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二者的物质文化应该差异不大,畜牧业是他们最为重要的生产方式,同时以狩猎业、农业为补充。这种经济特征导致他们的主要生产产品就主要是牛、马等牲畜及各种畜牧副产品,体现在对外贸易上也是如此。如曹丕黄初三年(222年),鲜卑轲比能“帅部落大人小子代郡乌丸修武卢等三千余骑,驱牛马七万余口交市”,可知鲜卑与乌桓主要的贸易产品就是牛、马等。
汉代鲜卑族的狩猎业应该也比较发达,在内蒙古扎赉诺尔鲜卑墓中发现有刻着猎人射鹿图像的骨饰板,以及雕有羊形状的羊形饰牌。这说明狩猎应该是鲜卑族常见的生产方式。
汉代东北地区的鲜卑族是否从事农业生产,在文献中记载很少,但在扎赉诺尔鲜卑墓中曾发现了一些陶罐,罐中多剩有腐烂的谷壳,罐外有火烧痕。这表明汉代的鲜卑族应该也从事着一定的农业生产,但规模应该不大,农作物也不外五谷之类。
从相关的历史记载来看,鲜卑族的手工业在汉代发展比较滞后,只在东汉末期才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据《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盾,颇学文字。”
这说明鲜卑的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的技艺,是汉末轲比能时期大量流亡入鲜卑的汉族人传入的,在这之前,其兵器制造的工艺可能十分落后。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扎赉诺尔古墓中同样出土了一些铜、铁器,铜器主要是一些生活用品,铁器则多为矛、刀、镞等武器,从制作方式上看是生铁锻造。
由于相关的冶铸遗址并没发现,因此这些铜、铁器很有可能是从汉族传入的,传入的途径可能是与汉族的贸易以及对汉族的寇钞。与乌桓一样,鲜卑族的陶器制造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根据考古发掘成果,代表鲜卑文化的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墓出土了少量红色陶衣陶器,同样代表鲜卑文化的,位于今吉林省西北部通榆县的兴隆山鲜卑墓葬,出土了两件红衣陶器,这些陶器在工艺水平上与乌桓相比并没有明显的进步。
四、总结
总体而言,以东胡、鲜卑、乌桓为代表的,以游牧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汉代东北边疆民族,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相对落后的。东胡族在汉代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乌桓族则本非强族,唯鲜卑逐渐势大。但鲜卑得以发展的直接原因在于其夺取了匈奴故地,抢夺了相当一部分的匈奴人口,使自己的疆域和人口得到了爆发式的增长,才能够依靠自己逐渐壮大的军事力量成为汉王朝的北方大患。
从根本上讲,这种发展模式与鲜卑族的生产力进步没有直接的关系。仅就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即使不与汉王朝相比,在东北边疆民族的内部与高句丽、夫余等族相比较,鲜卑族仍然是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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