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三十余年，太祖皇帝朱元璋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农耕经济高度发展，国力日趋强盛，中国又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强国。而同一时期的中国东南海域诸国大部分比较落后，被中国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所吸引，纷纷来明，和明政府发展友好关系，进行朝贡贸易。为了进一步提高明朝的国际威望，宣扬明朝的强盛、富足，让“外藩”敬服，明成祖取得帝位后，主动进行外交出击，派郑和率大船队出使西洋各国。这是中国儒家传统“王道”思想、“德化”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伴随着进行商贸活动，但商贸活动是服从于“宣扬国威”这一政治目的。

新航路开辟前，西欧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工商业发展较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萌芽，货币流通量在一天天地增加。欧洲使用的是金币，由于西欧黄金产量极其有限，加之上层社会还得用它购买东方的奢侈品，于是西欧出现了黄金奇缺。这导致了上至国王、下至平民百姓，都狂热的寻求黄金。没有人怀疑东方富有黄金，但通往东方的传统商路被外力控制着，西欧人要想发财，要获得东方的黄金，那就得开辟新航路。

中西比较，这两次航海活动的社会环境和动机是完全不同的。

1405年，明政府派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出使西洋。船员由军士、官员、使节、商人、医生、采办、翻译及各类技术人员组成，达27800人。他们乘坐62艘大海船，满载着中国在海外享有盛誉的物品——瓷器、丝绸、茶叶、铁器、布匹等货物，遍历西洋各地，范围波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样的航海活动一共进行了七次，直到1433年结束。

距郑和首航西洋87年后，哥伦布一行三船87名水手来到了美洲；95年后，达·伽马一行绕非洲来到印度； 117年后，麦哲伦率领5船265人的船队，开始西行探索通向东方的新航路。

中西比较，时间早，规模大，范围广，是郑和下西洋活动中的突出特征。

中国的船队所到之处，派出使节，赏赐示恩，开展外交活动；进行官方贸易和民间商品交换；了解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传播中华先进的工艺技术。昭显了明王朝的强盛、富足、文明，体现了儒家的“王道”、“仁”、“德”思想。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欧的冒险家、商人、殖民强盗沿着新航路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东方。他们所到之处，占据点，建商站，掠土地；进行欺诈性的贸易；屠杀土著居民，贩卖非洲的黑人到美洲当奴隶；强迫土著居民改变宗教信仰，摧毁当地悠久的历史文明。血与火的侵略，给亚非拉美地区带来了灭顶之灾。可他们口里喊着“人性”、“人权”、“民主”。

中西比较，代表中国政府的郑和船队，建立的是一个与邻为善、和平相处、文化多元、遵循自然法则的和谐世界；而开辟新航路的西方殖民者，建立的是一个武力征服、民族压迫、弱肉强食、文化单一的单极世界。

明政府把郑和下西洋定位于政治外交活动，不计成本。如此大规模、高规格、多次数的航海活动，自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造成了国库的空虚，国家出现了财政困难。随着明成祖的去世，统治者自我否定，毁船禁海，郑和的远航画上了最后的休止符。

新航路的开辟，给西方带来的又是另一番景象。西方殖民者把滚滚财富运到了西欧，这进一步刺激了西欧工商业的发展，为正在成长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注入了原始积累，推动着西欧大踏步的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跨入了所谓的近代文明。

中西比较，两次航海的结果迥然不同。于是，从清末大学问家梁启超开始，不少中国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难道中国儒家的“王道”不抵西方的“霸道”？

郑和下西洋结束了，但郑和船队开辟的航路却在延续，明政府和西洋各国建立的友谊长存。伴着郑和船队的七次远航，不少中国人来到了西洋各地谋生；随后，沿着郑和开辟的航线，大量的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陆续迁居到南洋各地，形成了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主体。后来，他们又从东南亚分散扩展到欧美地区。他们和当地民族融合，融洽的生活在一起，共同开发南洋，促进了南洋经济、文化的发展。自己也通过辛勤劳动，逐渐的富裕起来。可以这样说，正是郑和下西洋，才造就了海外华侨、华人世界。80年代初，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不少华侨、华人纷纷回国投资办厂，中国招商引资的第一桶金是华侨投进的。所以，今天我们也应该想起郑和。

新航路开辟后的若干年，西方殖民者主宰了全世界。曾几何时，他们的殖民统治瓦解，殖民地纷纷的独立。在昔日的殖民地，殖民者留下的是历史的谴责和东西方民族心理上的永久的隔阂。

中西比较，长远看来，西方的“霸道”还是不如“中国儒家的“王道”。

中西比较，谁可称为伟大的航海家？是征服领土、屠杀土著、毁灭多元文明的西方新航路的开辟者，还是与邻为善、和平共处、保留多元文化的中国下西洋的航海人？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