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上官婉儿的书法作品，没有史籍记载她的字很有特色，你说的不是史书

上官婉儿是唐代著名的文化人，朝廷应试时讲：身、言、书、判四个方面，书法不好无以立朝

上官婉儿有宰相之实，并且能评诸臣的诗歌高下。当能随手写诗，书法当是可观的

当时的武则天书法超人，飞白体《升仙太子碑》很有名。上官婉儿跟从武则天，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其书法应当是可以成家的

书法作品只有保存于石碑才可流传后世，上官没有什么碑文传世的

上官婉儿的书法作品并没有流传于世，没有史籍记载她的字。故无法判定她擅长什么字体。

《彩书怨》——上官婉儿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馀。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欲奏江南曲，贪封蓟北书。书中无别意，惟怅久离居。

《升仙太子碑》的由来是什么样的?

则天殿还陈列有一块《升仙太子碑》。其中的《升仙太子碑》是武则天于699年农历二月初四，由洛阳赴嵩山封禅返回时，留宿于偃师县缑山升仙太子庙，一时触景生情而撰写并亲为书丹的。

《升仙太子碑》的碑文表面记述周灵王太子晋升仙故事，实则歌颂武周盛世。笔法婉约流畅，意态纵横。碑额“升仙太子之碑”6个字，以“飞白体”书就，笔画中丝丝露白。

唐朝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的书体是

升仙太子碑在洛阳市东南约35公里，今偃师县府店缑山之巅。此处原有升仙观一座，今已不复存在，仅留此碑，高6.70米，宽1.55米，厚0.55米，盘龙首龟座高1.3米。
飞白体
武周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二月初四，武则天由洛阳赴嵩山封禅，返回时留宿于缑山升仙太子庙，一时触景生情而撰写碑文，并亲为书丹。碑文表面记述周灵王太子晋升仙故事，实则歌颂武周盛世。笔法婉约流畅，意态纵横。碑额“升仙太子之碑”六字，以“飞白体”书就，笔划中丝丝露白。碑文33行，每行66字，行书和草书相间，接近章草书体。碑文上下款和碑阴的《游仙篇》杂言诗、题名等，分别出自唐代著名书法家薛稷、钟绍京之手。历代书法爱好者都视“升仙太子碑”为书法艺术珍品。

升仙太子碑的三次刊刻

根据升仙太子碑保存情况，结合史料综合分析，我们认为该碑经历了三次大的刊刻而完成。 碑阳正文下款说：“圣历二年（699）岁次乙亥六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建。”这既是升仙太子碑第一次完刻的时间，又是树碑竣工的时间。有学者怀疑圣历二年二月武则天拜谒升仙太子庙到六月十九日这短短的数月时间，不可能把如此庞大的碑刻竣树起，于是把碑阴下部安国相王李旦“奉制刊碑刻石”的时间神龙二年（706）八月二十七日，作为“升仙太子碑”的树立时间，这有悖于历史事实。
武则天于圣历二年二月幸嵩山路过缑氏，谒升仙太子庙，其时正是武则天为周灵王太子王子晋重修的道观竣工之后。《升仙太子碑并序》说：“变维城之往庙，建储后之新词”，“乃为子晋重立庙焉，仍改号为升仙太子庙”，是说武则天为王子晋重新修建了庙宇，并命名为“升仙太子庙”。武则天在《升仙太子碑》中称颂缑山美景、盛赞王子晋的同时，又以很大的篇幅歌颂武周盛世，是以自赞自谀的形式为自己歌功颂德。可以想象，武则天在拜谒升仙太子庙时，《升仙太子碑并序》的碑文已是成竹在胸，树碑工程的前期制作早已随着升仙太子庙的重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碑阴的题记中清楚地记录了参与刊碑官员的衔名，从奉敕检校勒碑使到采石官，从奉敕模勒御书的官员到刻御字的官员等不下十人。如此分工明细的班子，足见武则天对升仙太子碑刊碑的重视程度。在武则天的心目中这么严肃而重大的一件大事，怎么可能把它拖在自己百年身后呢？武则天在天册万岁元年（695）初明堂被烧毁后，当即下令重建，一年半后，高二百九十四尺、广三百尺的明堂便告竣工。升仙太子碑的刊碑树立仅比明堂的再造晚三年多时间，对于处事果断、政令森严的武则天来说，在她拜谒升仙太子庙四个月后树起一通升仙太子碑，只是一件区区小事而已。
如果我们再细细品读碑阴左侧参与刊碑官员的衔名题记，就会使问题变得明朗。刊碑官员的衔名题记如下：
题 御制及建辰并梁王三思已（以）下名臣薛稷书
采石官朝议郎行洛州来庭县尉臣王
题诸王芳名左春坊录事直凤阁臣钟绍京书
承议郎行左春坊录事直凤阁臣钟绍京奉敕勒御书
宣议郎直司礼寺臣李元琛勒御书
直营缮监直司韩神感刻御字
洛州永昌县臣朱罗门刻御字
臣卓勒字?
麟台楷书令史臣□□□勒字?
以上题记中“臣”字全部使用武周字，整个题记书写风格一致，应是出自一人之手，说明题记是在同一时期刊刻完成的。题记同时把第一次刊刻的内容及分工情况分四大块做了详细说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题记中“题御制及建辰”的“建辰”二字，正是对碑阳下款“十九日壬寅建”即“升仙太子碑”建碑时间的补充说明。?
薛稷题写的梁王三思以下名臣，是武则天拜谒升仙太子庙时的随行大臣。他们依次是武三思、王及善、苏味道、魏元忠、狄仁杰、娄师德、杨再思、吉顼八位大臣，每个衔名占一行，刊刻在碑阴右边的中上部。第九、十行刊刻在碑阴正中。第九行全部被凿去，錾凿痕迹明显。第十行人名被凿去，只留官衔“敕检校勒碑使守凤阁舍人右控鹤内供奉骑都尉臣”。以上从臣衔名中“国”、“人”、“臣”字，采用武周字题写，整个衔名题记无修改痕迹，与碑阴左侧参与刊碑官员的题记均在一个平面上，说明两者同一时段所刻。第八位和第十位从臣的衔名中分别题写有“左控鹤内供奉臣吉顼”和“右控鹤内供奉”官职。“控鹤府”设置于圣历二年正月，也就是说这些从臣随武则天拜谒升仙太子庙的前三个月，控鹤府就已经设立（天授元年初，敕以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拜谒太子庙是在圣历二年二月，所以“正月”比“二月”早了两个月）。到圣历三年的六月，控鹤府改为奉宸府。这说明升仙太子碑文所记与史籍相符，进一步证明了升仙太子碑的刊碑和树立时间是在圣历二年。
第一次刊刻的还有题记中写明的由钟绍京题写的“诸王芳名”。在碑阴左边中上部有宣统元年（1909）韩人金秉万等题写的两首诗，叠刻在一片凿痕上，在薛稷题写的武三思等从臣衔名上部平行对应的位置。从凿痕的整体情况看，应是首刻“诸王芳名”的部位。 武周时期的第二次刊刻，就是碑阴额首由薛曜书写的武则天的杂言诗《游仙篇》：
杂言 游仙篇 御制 奉辰大夫臣薛曜书绛宫珠阙敞仙家，霓裳羽旌自凌霞。碧落晨飘紫芝盖，黄庭夕转彩云车。周旋宇宙殊非远，写望蓬壶停翠摇ＧЯ湟蝗瘴囱陨蓿亿岁婴孩谁谓晚。逶迤凤舞时相向，变啭莺歌引清唱。金浆既取玉杯斟，玉酒还用金膏酿。驻h游天宇，排空聊憩息。宿志慕三元，翘心祈五色。仙储本性谅难求，圣迹奇术秘玄猷。愿□丹诚赐灵药，方期久视御隆周。
以上刊诗中，“臣”、“日”、“天”、“圣”字，采用武周字，说明刊刻于武周时期。题写御制诗《游仙篇》的署名“奉宸大夫臣薛曜书”，并没有和碑阴左侧的薛稷、钟绍京同列在一起，而是直接题写在首行“杂言・游仙篇・御制”的下面，这是为什么呢？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得宠于武则天，武则天置控鹤府，安排他们当长官。“久视初（700），以控鹤监为天骥府，又改奉宸府，……以左右控鹤为奉宸大夫”。“奉宸大夫臣薛曜”的署名，可以判断《游仙篇》的刊刻时间在久视改元后。此外，河南登封市“石淙会饮”摩崖石刻，“夏日游石淙诗序・圣制”的署款“大周久视元年岁次庚子律中蕤宾十九日丁卯，左奉宸大夫汾阴县开国男臣薛曜书”，也可佐证《游仙篇》的题刻时间在久视改元后。再者，《游仙篇》尾句说：“愿□丹诚赐灵药，方期久视御隆周。”圣历三年（700）五月，武则天在三阳宫避暑，服食了僧人胡超炼制的长生不老药，“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视”。“久视”，语出《老子》五十九章：“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即永不衰老之意。《游仙篇》诗尾句与史籍相互印证，说明其成诗时间在改元久视之时或稍后。
武则天最终还是下决心立儿子李显为太子，于圣历元年三月把他从湖北房州接回洛阳。八月，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对立为太子感到绝望，气疾而终。九月，李显立为太子。但李、武两个政治集团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武则天担心自己死后他们会争斗，便采用“明堂立誓”、“李武联姻”的手段，尽力缓和两股势力的矛盾。“方期久视御隆周”句，明确道出武则天期待长久统治中国、稳定大局的心态！大足元年（701）八月，78岁的武则天年迈多病，政事多委于张易之兄弟处理。太子李显的儿子李重润与其妹永泰郡主及郡主之夫魏王武延基私下议论此事，张易之告诉了武则天，“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杀”。李显在长子、女儿被杀后，内心的痛苦和无奈可想而知。而张易之兄弟也十分不安，担心李显日后登基，会迁怒于自己，为了取悦武则天，于是便上言武则天，并派薛曜把《游仙篇》题刻在升仙太子碑上。
分析至此，可以认为碑阴《游仙篇》的刊刻时间，在大足元年(701)九月左右。在第一次刊刻的武三思等从臣的题名往上0.20米处至整个碑身上沿连同碑额，有轻浅的錾凿痕迹。这些凿痕是因为当初刊碑仓促而没有打磨光滑，还是原刻有文字出于什么原因而被凿去，我们不得而知。 升仙太子碑第三次刊刻，碑阴下部有题记26行。前5行有云：“大唐神龙二年（706）岁次景午水捌月/壬寅金朔二十七日戊戍木开府/仪同三司左千牛卫大将军上柱/国安国相王奉/制刊碑刻石为记。”后面21行是12位“王”的衔名。唐中宗李显神龙元年正月复位，恢复唐朝，二月即宣布废除武周字，所以题记中已不见武周字。他命自己的弟弟安国相王李旦率一帮大臣去缑山，不会仅仅是为了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碑上。“刊”是刊削、刊定、修正的意思，因而“刊碑刻石”意为凿去碑阴原有不需要的部分，刻上新的题记。那么，碑阴被凿去的内容是什么，对中宗意味着什么？
前面提到，碑阴上共有两处明显的被凿痕迹。一处在中间，即第一次刊刻时由薛稷题写的“梁王三思以下名臣”的第9位、第10大臣。第9位的衔名自上而下全部被凿去，留下一道1.40米长的錾痕。第10位的名字被凿去，空留着一行职衔在上面，为“敕检校勒碑使守凤阁舍人右控鹤内供奉骑都尉臣”，可见是一位控鹤府的官员。圣历二年置控鹤府时，除张易之为控鹤监外，张昌宗、吉顼、田归道、李迥秀、薛稷、员半千6人均为控鹤监内供奉。碑阴题名为控鹤内供奉吉顼、薛稷的名字没有被凿。员半千“长安（701-704）中，五迁正谏大夫，兼右控鹤内供奉。半千以控鹤之职，古无其事，又授斯任者率多轻薄，非朝廷进德之选，上疏请罢之。由是忤旨，左迁水部郎中。” 可见他并没有当这个官。田归道、李炯秀虽分别有免官、遭贬的经历，但均又被中宗所用。那么，这个“奉敕检校勒碑使”应该就是张昌宗了。右边被全部凿去的第9行，也只能是当时的控鹤监张易之了。二张兄弟在神龙元年中宗复位的军事政变中，以叛贼的罪名被杀掉。但与升仙太子碑仅有一山之隔的“石淙会饮”摩崖石刻，他们的诗歌怎么没被清除？张昌宗的名字被凿去，应该和一件事情有关。在升仙太子碑刊立一年后的久视元年初，因张昌宗貌美过人，武三思上奏武则天，说张昌宗是王子晋后身，武则天遂命张昌宗穿着羽衣，模仿仙人王子晋的样子，骑着木鹤，吹着笙嘻戏于内殿，奉宸府的文学之士皆赋诗赞美之。这件事情传到宫外以后，不明事理的人认为，升仙太子碑是武则天为张昌宗之辈树立的（至今尚有人这么认为）。中宗担心衔名于碑阴正中的张昌宗之名误导更多的人，以至于曲解母亲武则天书立升仙太子碑的真正意图，从而命相王李旦把张昌宗之名凿去。以上分析说明，中宗因儿子、女儿窃议二张而被逼杀，不敢归咎于自己的母亲，遂迁怒于二张，把他们的衔名从碑上凿掉。
另一处被凿去的是钟绍京所题的“诸王芳名”，凿痕宽0.48米，从下部参差不齐的凿痕看，“诸王芳名”与“梁王三思以下名臣”的书写款式相同，即每人占一行，共有10位。第一、二、九、十行的凿痕长0.88米，第三行至第七行的凿痕长0.70米，第八行的凿痕长1.60米。被凿去的这十位王的“芳名”是谁呢？中宗当过庐陵王，在拜谒升仙太子庙之前的圣历元年（698）九月，已被立为皇太子，不可能再作为“庐陵王”位列“诸王芳名”之中。武则天的孙辈诸王尚在幽禁之中，直到圣历二年十月方复出阁，所以他们当时不可能参与“拜谒”之列，也就不可能把“芳名”题刻到“诸王”之中。只有圣历二年正月被封为相王的“武旦”，才有可能题刻于“诸王芳名”之列。余下的九位“王”则可能是武则天的侄儿、侄孙诸王的衔名。李显立为皇太子，武承嗣怏怏而死，不能不说是对武氏诸王的一次打击。深知后果严重性的武则天，在刚刚拜谒升仙太子庙后的圣历二年四月，便亲自导演了旨在缓和李武矛盾的“明堂立誓”之事。试想，正在煞费苦心地为消除太子兄弟与诸武之间的矛盾而做着一系列努力的武则天，怎么可能抛却武氏诸王而把尚在幽闭之中的孙辈诸王全题刻在升仙太子碑上呢？
神龙元年正月政变中，武则天被迫传位于中宗，被武则天改姓的李氏子孙恢复旧姓。五月，中宗下制，把诸武河内王武懿宗等12人都由王降为公。十一月武则天崩于上阳宫，次年五月同丈夫唐高宗合葬于乾陵。八月，相王奉制“刊碑”，同月二十七日“刻石”为记，相王已由“武”姓恢复为“李”姓，怎能让碑上还留着“武旦”的姓名。这样，凿去的是中宗、相王兄弟一段难以启齿的辛酸屈辱史，刻上的是李唐王朝的威风，因而碑上题记开头的“大唐”二字显得格外耀眼。
“诸王芳名”虽被凿去了，而“题诸王芳名左春坊录事直凤阁臣钟绍京书”却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这绝不是中宗一时疏忽大意，而是通盘考虑的结果。相王李旦“奉制刊碑刻石”的题记里，镌刻了中宗敕封的包括李旦在内的13位“王”的衔名，唯独缺少了题书者的衔名。这一凿一刻中的“留”和“缺”，两者相互印证，恰恰说明神龙二年李旦“奉制刊碑刻石”的题记，当出自钟绍京之手。只有这样，李旦才有可能手下留情，保留圣历二年“题诸王芳名左春坊录事直凤阁臣钟绍京书”的衔名。钟绍京以书法著称，武则天时明堂门额、九鼎之铭及诸宫殿门榜，皆钟绍京所书。遗世的《灵飞经帖》，字体精妙，后人多用做习写小楷的范本。升仙太子碑由钟绍京书写的神龙二年题记，为钟绍京书法碑刻之仅存者而被世人所珍视。